王爱华——京都会见

京都会见

四月初，一个朋友的亲戚在北京市因涉嫌故意伤害致人死亡被逮捕，朋友委托我做为当事人的律师前往北京会见。办了委托手续之后，我和朝阳与朋友开车一起前往北京。在路上，向朋友大概问了一下他所知道的案情。在路上行驶了十个多小时，来到看守所那地方时已经是晚上十一点多了。这地方已经是在六环，很是偏僻。甚至找个宾馆都甚是不便，当晚在一家公路边小旅店住下。

第二天，我和朝阳即到看守所联系会见。案件仍在侦查阶段，看守所民警告诉我们必须要和办案单位联系，由他们出具安排会见通知书。在我们当地，律师会见已经不需要由公安机关安排，因为《律师法》修订后律师是可以凭“三证”直接会见的。本想北京应当更规范一些，但却并非如此，好在我们对去外地办案已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

北京市公安局是侦审分离，犯罪嫌疑人被逮捕以后，由预审总队进行预审。预审总队和看守所是并排两个大院，我分析他们在院里也是连通的。到了预审总队，大门是不能进的，大门旁边专门有一处律师接待处，有一位中年女民警在值班。我们说了来意，女民警看过我们的律师执业证后，说：“把你们的手续提供一下，文书一、八、九、十九”。女警的声音是那种轻飘飘的京片儿音，听起来还挺亲切。并且让我觉得有意思的是，人家业务很熟练，只记文书号不说文书的名称。我一看自己所带的文书，还很齐全，于是递交给她。女民警又说，把你们的律师证复印一份，同时把委托人的身份证复印件也提交一份。可是，我当时没有带委托人的身份证复印件，只得找到附近一家打印店，打电话让当事人的亲属把身份证给传真到打印店，同时把我们的律师证又复印了。再次来到预审总队大门口，女民警给里面打电话，打了好长时间，终于有人接了电话，女警还是那轻飘飘的京片儿音，问我们这个案件是谁承办的。女民警打完电话对我们说，办理这个案件的警官姓徐，但是现在不在，出去外调了，并告诉我们一个办公室电话号码，让我们下来直接和办案民警联系。

办事怕的就是就是办事人不在，但是没办法，只好等。等到11点多，朋友和办案人联系上了，但是他要下午才能上班。我和朝阳又问接待处值班民警下午几点能会见，她说要在下午3点钟以前去会见，我们问为什么，民警说，看守所下午四点半就是开饭了，如果时间晚了，就会耽误犯罪嫌疑人吃饭，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你们律师也不能践踏。听到这儿，我和朝阳都忍不住想笑。心想，这北京的民警可真有理论水平，如果由于会见时间长了，让当事人吃不上饭就属于践踏人权呀！

下午，我们见到了办案民警。办案民警给值班那个女民警说了让律师见吧，于是女民警就给我们开了律师会见通知书。我们再返到看守所，接待律师办手续的也是在大门口旁边的一个大厅里。在此等侯办理会见的律师还不少，听他们讲，现在赶不上第一拨了。我又填写了一张会见表之后，进了看守大门。这个看守的确很大，从大门进去向里走了很远一段路，来到监区。在监区门口的一排房子一个小门进去，是一个类似办事大厅的构造，中间一个长长的柜台，里外用钢栏分开，并用板隔成一个个小格子，至少有二十位律师正在分别和自己的当事人交谈，里面和外面分别有两位以上看守来回走着并监视着，原来这就是律师会见室。此时位置已满，我们先坐到一旁等侯。在等的过程中，看守已经提来了两三个在押人员，我们猜测着哪一个是我们的当事人。

等了半个小时，不免有些心焦。这时，听到看守在催促一些律师尽快结束会见。看来，他们对律师会见有时间限制。这样，很快就挨到了我们。我当事人这个案件案情并不复杂，我们了解一下案情，最后当事人提到他在保安公司工作六个月以来，不仅身份证被扣押，而且工资还没有发放过，想委托我们把他的工资给要回来。于是，我们就让他写个委托书。当事人正在写的时候，一个看守过来，对当事人大声训斥：“写什么呢？！”我们给他解释写委托书，在押人员也有权委托律师维护自己民事权利。可是看守却厉声说：“不行！不能写。委托书，你是在侦查阶段，只能在文书十九上签名，其他的都不行”。听着这京片儿音，只觉得又好气又好笑。虽然我们据理力争，但最终还是不让写，无奈只得做罢。

结束了会见，离开戒备森严的看守所，发现这地方就是偏僻，总觉得这地方不应当是在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