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然读到作家熊培云的一篇文章《错过胡适 中国错过百年》,感到十分震撼,激发了进一步了解的兴趣。
文章写到胡适是近代中国惟一没有枪杆子作后盾而思想言论能风靡一时,在意识形态上能颠倒众生的思想家。胡适的确是个圣人,在他身上,全然没有两千年来无数乡愿、学究、家天下帝王及其臣仆们自阉精神的“继往”,更没有红色革命时期极端的革命党人否定一切打倒一切狂阉他人的“开来”。
       胡适先生是反对五四运动的。他认为新文化运动的夭折,便是把五四运动政治化的结果。新文化运动这部列车,被这批小伙计扳错了方向盘,就横冲直撞起来,结果,目的热,方向盲,列车出了轨、翻了车,弄得伤亡遍野。可怜的老胡适也被弄得教授当不成,新文化运动前功尽弃,而跑到纽约来落草。所以他反对五四运动。”
       对于五四运动的是非褒贬由来已久,胡适的观点是“新文化运动才是那害了两千年瘫痪病的中国固有文明的对症良药,是当前救国救民的惟一道路”(《口述自传--从文学革命到文艺复兴》)。胡适的理想是在一个非政治化的环境下投身文化与科学教育,再造文明,完成中国的文艺复兴。折腾了一百年往回看,胡老夫子不是没有他的道理。忽略真正的文化和教育,仅靠几个先知先进带着群盲打打杀杀瓜田分地杀资本家,仅图一时一势的革命,是不能真正改良社会的。革命到底是解放人的事业,而不只是解放猪圈里的牲口,让它从张家的院子跑到李家的厨房。
 胡适是主张从文化观念上进行深层次渐进革命,达到逐步积累巩固之成效。这在和平法治的情形下是行得通的,但对于饥肠辘辘的无产者来说是等不及的;若遇上靠屠刀说话的统治者更是对牛弹琴,与虎谋皮。
对事物的不同理解决掩盖不了胡适在中国历史的光辉形象,他的许多观点今天读起来仍历久弥新,振聋发聩。
例如我们改革开放后谈的最多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胡适在《杜威先生与中国》一文中写到“实验的方法——实验的方法至少注重三件事:(一)从具体的事实与境地下手;(二)一切学说理想,一切知识,都只是待证的假设,并非天经地义;(三)一切学说与理想都须用实行来实验过;实验是真理的唯一试金石。”
还比如胡适关于自由的论述。他在《胡适致陈独秀》一文中写道“争自由的唯一原理是‘异乎我者未必即非,而同乎我者未必即是;今日众人之所是未必即是,而众人之所非未必真非。’争自由的唯一理由就是期望大家能容忍异己的意见和信仰。凡不肯承认异己者的自由的人,就不配争自由,就不配谈自由。”
       我们今天自由了吗?有一点苟且偷生吧。都向往自己的自由,容忍异己的意见了吗?特别是有一点权力的先生能够听点不同的意见,已是难能可贵了;更多的是自己滥用权力压制他人的自由,享受自己不该享受的自由。因此,我们任重而道远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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